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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政化的惯性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就导致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巨大背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催生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办非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等新兴社会组织,相应地形成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社会阶层。这些“增量”部分的出现和“存量”部分的改革,消解了单位制的经济基础。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与城市规划和开发进程的加快,使原有的固着于特定人事、身份关系的社区内角色,在新的房屋产权的契约关系基础上重新洗牌并自由组合。这些“增量”空间结构的出现和“存量”空间结构的调整,打乱了单位制的传统布局。上述二端叠加,造就了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社区数量和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令传统基于单位制的行政化管理手段难于应对。
为什么发达地区人际交往频度、亲密关系程度都很低?这是特定行业或部门的共性,还是特定区域的特性?路径依赖强化了这种淡薄的交往程度。以学校为例,当新教工入职后,会看到其他人结婚后发喜糖而不是摆喜宴发通知,那么,当你自己要结婚的时候,也就一定要遵循此一惯例,这既是文化上的沿袭,更确保利益上的平衡(互不相欠)。同事的直系亲属生病、去世,好像也无须凑份子或探望,这都是个体化范围内的事情。如果要过问、慰问,有组织(工会、党)在。可以说,这是与发达地区集体制特别是严密的单位制率先瓦解密切相关。
作为生产组织的城市单位、农村公社几乎同时瓦解,但作为生活空间的农村社区仍然还在起作用,而城市居委会则几乎不起作用。发达地区不需要那些宗族性较强或传统性较强的传统文化资源来支撑吗?貌似不需要。这么做也有好处,简单,其前提是自食其力,不添乱就是帮忙,也就是其实不需要帮什么忙。那么,难道中西部地区如今还保有的这种风俗,仅仅反映了他们很落后,还需要互助、帮忙?恐怕也不能这么说。还是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建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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